韓國電影《國家代表》大受歡迎。上映初期的反響平平，但后勁十足。甚至出現了上映影院數減少、觀眾數反倒增長的奇特現象。對此，媒體一致認為“大眾的熱烈響應”是首要原因。即，題材看似寡淡無味，上映后才發現其剛好符合韓國大眾的口味。

　　這一分析是正確的。《國家代表》具備了韓國大眾喜愛的各種元素。但這并不是值得一味稱許的好事。反倒讓人擔憂。從幾年前起，韓國電影界出現了所謂的“高票房公式”。《國家代表》也在很多地方套用了這一模式。

　　首先，出場人物一律都是平民布衣。像《實尾島》、《王的男人》一樣，偶而也有受社會排擠的人物出場。為了突出這一點，韓國電影界還出現了由智障者充當主要人物的慣例。繼《怪物》、《歡迎來到東莫村》之后，《國家代表》也是如此。

　　然后，這些人要受到社會統治階級的無情壓制并飽嘗痛苦。所有票房超過1000萬人次的電影都是這一套路。連根本無需階級矛盾元素來增色的《國家代表》也設置了主人公的母親在富人家當保姆，受到東家小女虐待這樣的情節，甚至加入了冬季奧運會推進方蠻橫粗暴的情節，以加深矛盾。該情節引申到“國際范疇”，就等于是在指責強國的壓制和蔑視。

　　如果說《韓半島》和《食客》將矛頭指向了日本，那么針對美國的就是《歡迎來到東莫村》和《怪物》等。而《國家代表》中莫名其妙地出現了美國跳臺滑雪選手們出場時高喊“韓國是傻瓜”嘲弄韓國隊的情節，但理由卻模棱兩可。而且，他們必須要失敗。失敗的原因當然不是“自身不夠好”，而是在周圍的統治階層的陰謀和權威主義的內外夾擊下成了犧牲品。就是說，失敗的罪魁禍首是韓國權力階層或美國、日本等強國。

　　形成這種定式的原因之一是，作為電影主要消費層的20至30多歲的年輕人群的意識在作遂。年輕人容易被極端的被害意識和孤高另類精神感染，總覺得“我自己非常努力進取，是被統治階級的霸權壓迫得這么慘。”

　　無法擺脫現實的絕望感與電影的情節相融合引起了良好的反響。把“絕望”轉化為“憤怒”，用權威主義、官僚主義、反美意識等幾個砝碼壓堵其宣泄口。其結果，青年階層的憤怒再生為電影所提示的焦點，進而擴散到社會各處。

　　當然，沒有人對“藝術是反映社會現實”的結論有什么異議。當今的年輕人很累。不能對這些視而不見而無條件地空談其他的“光明”國家。但是“反映”和“利用”不同。這樣的高票房套路，與其說反映了年輕人的心聲，不如說是看準了其弱點。在狠狠地刺激了他們的自卑感以后，再用“傷感主義”將其放大，其結果只能是誘導他們“泄憤”。沒有比“怨別人”更痛快的排解之道了。因此這種高票房模式就有市場。但終究來說，反而加重了年輕人的失敗感與無力感，同時磨掉了他們克服現實的意志。

　　是時候為了年輕人重新審視一下大眾文化了。如今高票房公式給社會帶來的弊端已經很嚴重了。撕開社會的傷疤賺錢的想法，毋庸說道義上成問題，對文化這個產業更具有危險性。從來也沒有過不健康社會的不健康消費者創造出健康市場的前例。

　　只要不是撈一把就跑的小人，從長遠考慮，有必要樹立能夠同年輕人真誠地共呼吸的新“高票房定律”。真正的國家級電影也只能在那樣的前提下出現.
 

影片主要講述了，面對冬季奧運會的飛行滑雪項目，韓國臨時組建戰隊，積極訓練，盡管在比賽中被淘汰，但韓國卻從此擁有了第一支飛行滑雪隊伍。作為一部體育題材作品，交集了喜悅和淚水的青春勵志，不僅表現了小人物的喜怒哀樂，還提升到了國家層次。影片給觀眾一種在平淡中制造眼淚的感覺，是一部弘揚大韓民族精神的很純粹的煽情體育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