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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的戰后時期，社會和經濟情況都發生了轉變。富商的興起促進了兩班社會的衰落，而財政困難又促使政府一再進行賦稅改革和出售頭銜。戰前時期幾乎沒有過的社會地位上升的情況開始發生。富有的農民和商人獲得了兩班身份，奴婢也能贖身得到自由。
批判精神日益盛行，對新儒教正統性提出異議。這種精神使人們對兩班失去信任。西方文化通過中國傳入所發生的影響進一步促進了主張進行社會經濟改革和調整的實學。
派系斗爭更加激烈。由于更多的兩班退出爭權斗爭，改為從事土地耕種，人們的注意力被引到農業問題上來。結果，農業管理技術和生產方法不斷改善。私營的手工業工場取代了官營的工場，刺激了貨物的生產和出售。
商業活動的增加促進了商業性農業的興起，而商業性農業的興起又促使農村生活開始發生變化。錢幣流通的擴大為農村生活和城市經濟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通俗詩歌和小說的興起，促使人民注意社會的種種弊端，鼓勵人民參加社會改革。
戰后調整
戰后時期的迫切任務是改組國防部隊和增加國家收入。備邊司實際上被提升到決策機構的地位。從戰爭直到選立儲君等等國家大事，都由議政大臣、六曹大臣和軍事參謀部將軍們組成的國防委員會決定。
在戰后的國防工作中，在中國南部沿海抗擊日本海盜的戰斗中證明有效的作戰策略應該放在首要的地位。可是，這種軍隊訓練制度需要額外的預算，必須作為稅款向農民征收。先前免服兵役的私人農奴被征入伍進行訓練，因此他們有了一個新的理由自認為地位與平民相等。
重建宮廷殿堂和印刷諸如《朝鮮王朝實錄》、土地簿籍和人口調查案卷的復本，全都需要額外的款項。由于軍備生產造成金屬短缺，刻制木版進行代替。一反戰前免費發行的做法，靠出售書籍來支付費用。大力恢復農業經濟，因為這是國家歲入的主要來源。
給人民醫治疾病是一種迫切的需要，這促使醫學界編纂諸如《東醫主鑒》這樣的醫學論著。該書于1610年完成。
任人唯賢的制度早已受到破壞，因為遴選文武官員的考試已變成有權勢的官員和當權派手中的工具。非定期的特別考試的及第者們造成了對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時，擁有不登記土地的做法使國家歲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兩班謀求控制免稅學校土地，僅僅在17世紀私立學校的數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學校房地產成倍增加，它們所蔭庇的文人學士和學生數目也不斷增加。
王親國戚和掌權的官吏積累了戰時遺棄的土地，把它轉為免稅財產。官職競爭變得激烈起來，因為擔任一任官職很容易在經濟上撈到好處。1585年一批年紀較輕的學者和一批年紀較大的學者（分別稱為“東人”即東部派）和“西人”即西部派之間發生派別紛爭，戰后的財政困難又加劇了這場傾軋：在諸如王儲的選立和王家喪葬儀式這樣的問題上時常發生意見分歧。
東人派又分裂為南人派和北人派。北人派在努力設法恢復儒教國的光海君（執政年代1608－1623）統治期間得勢。在滿洲人崛起，明代中國要求朝鮮援助時，光海君沒有忘記中國在韓國抵抗日本的斗爭中曾給予援助，立即派出一支10，000人的軍隊。然而在滿洲人將獲勝這一形勢變得明顯時，韓國軍隊立即投降，從而避免了任何報復。
在發生這一轉變后，光海君被新得勢的親明朝的南人派廢黜。隨后發生的叛亂表明有必要加強京畿地區的防衛。因此，京城周圍建起了新的軍營，為了保護京城，修建了南漢山城要塞。
滿洲人由此感到有必要消除韓國的威脅。在滿洲人第一次入侵之后締結的和約規定，今后韓國要援助滿洲人，而不是援助明朝。仁祖（1623－1649在位）于1636年拒絕承認宗主國與附屬國的關系。
于是，此時已登基為中國清朝皇帝的滿清統治者便出兵進犯韓國。仁祖逃到南漢山城，接著便在漢江江岸向入侵者投降。他同意與被打敗了的明朝斷絕關系，并送王子去作人質。
仁祖個人的這一投降，對于君主政體和兩班是個雙重打擊，因為全國不得不承認從屬于滿洲的“異教”部落。人民因此被剝奪了抵抗的機會，心中開始滋長對正統的新儒教兩班的不信任情緒。
人們深感受到了奇恥大辱，同時對明朝的同情心變得強烈。農民和奴婢公開嘲笑兩班，不同階級間（大多是兩班階級男子與非兩班階級女子間）通婚所生的子女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人包括顯要官員的兒子，他們仍然被視為等外人，被禁止在官府任職。
前面提到的《洪吉童傳》中所描述的對嚴格的社會等級劃分的憎恨情緒，使革命思想抬頭。這部小說的基本主題思想，即所有人生來平等，鼓舞了人們的勇氣，削弱了兩班社會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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